电话铃响了。警察局长拿起听筒：“喂?”
　　“我是警察凯尔策西。刚刚有个行人轻蔑地看着我。”
　　“或许您搞错了，”警察局长考虑了一会儿说，“碰上警察的人几乎都有些负疚感，所以走过警察身边时看看他，你就以为是种藐视的神情了。”
　　“不，”警官答道，“并非如此。他轻蔑地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会儿呢。”
　　“您为什么不逮捕他呢?”
　　“我当时大惊失色，当我意识到这是一种侮辱时，那人已经溜走了。”
　　“您能认出他来吗?”
　　“那当然，他留着红胡子。”
　　“您现在感觉怎么样?”
　　“很不好受。”
　　“您坚持一下，我派人接您的班。”
　　警察局长接通电话，派了辆救护车到凯尔策西所属的管区，并下令逮捕所有蓄着红胡子的市民。
　　巡逻队一接到命令便迅疾投入战斗。他们封锁了大街，来到商店、饭馆和居民家中，只要发现蓄着红胡子的人便强行带走。交通到处中断，警笛声让人惊恐万状，有谣传说警方在追捕一名杀了许多人的凶手。
　　搜捕几小时后便取得了辉煌战果：58名红胡子男人被带到了警察局。警官凯尔策西由两名男护士搀扶，仔细察看嫌疑犯，但他没能认出罪犯来。警察局长把这归咎于凯尔策西的身体状况欠佳，命令审讯。“如果他们在这事上没有错，”他说，“那么肯定在别的地方犯下了罪。审讯总是有用的。”
　　那名正受缉捕的男子回到家里已经好久了。警察按他家门铃时，他正往浴缸里放水，没有听见。待洗澡水准备好，他听到邮递员的按铃声，电报带来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，有人为他推荐了一个国外的好职位，条件是必须马上动身前往。“好，”他说，“现在还需做两件事：剃掉讨厌的胡子，马上搞到护照。”他舒舒服服地洗了澡，穿上衣服；为表示对节假日的敬意，又着意挑选了一条特别漂亮的领带。他打电话询问，该乘坐哪一次航班，然后出了家门去理发，最后前往警察局办护照。
　　这里还得追忆一下，事实上这位男子是鄙夷地瞧过那名警察的人，因为凯尔策西酷似他的堂兄埃贡。对于这个没用又欠他债的堂兄，他心怀蔑视之意，这在他看到凯尔策西时不免无意从眼神中流露出来了。凯尔策西观察敏锐，他的告发是无可非议的。
　　还真碰巧，那名男子在进警察局时又一次与这位警察不期而遇，他又想起了堂兄埃贡。但这次为了不伤害别人，他迅捷地转过目光回避。凯尔策西走过来了，这不幸的人显然身体不适；两位男护士扶着他上了救护车。
　　办护照的事可不像那名男子所想的那么轻而易举。任凭他随身携带着各种各样的证件并出示电报也无济于事：警察局里忙乱不堪情景把负责办理护照的官员吓坏了。他解释说：“护照是很重要的证件。　　签发护照需要时间，这只能让警察局长来决定。”
　　“那就请他来办吧。”官员收起文件，站起来，“您也同去，”他说着，“我们抄近路穿过机关办公室。”
　　他们走过三四个房间，里面坐着的全是红胡子男人。“真滑稽，”那男的想，“我不知道竟会有那么多的‘红胡子’，但我现在已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了。”
　　像某些独裁者表现的那样，警察局长显得很善于交际应酬。待官员告诉他事情的原委，他便令其离开，吩咐来客坐下。来客是难以露出脸上的微笑的，因为这位警察局长长得跟他另一个讨厌的表兄阿图尔很相像。然而，那使人一展笑容的肌内却还是顺从地尽着它的义务——这可关系到护照的事呀。
　　警察局长说：“小官员胆小怕事，避免作任何决定。您理所当然应该立即得到护照。您去伊斯坦布尔任职是我市的荣耀。祝贺您。”　　他在护照上盖了章，签了名。
　　他懒洋洋地将证件递给了客人。“您戴的这条漂亮领带，”他说，“上面似乎绘着一幅地图。”
　　“对，”那男的回答，“是一张伊斯坦布尔的市区图。”
　　“好主意。那么现在，”警察局长站起来，将手伸给他，“祝您一路顺风。”他把客人送到门口，热情地挥手告别，接着便到审讯被拘留者的房间去了。
　　为了减轻自己的痛楚，那些“可怜虫”替某些犯罪行为承担了责任，但对被指控的罪行却一致矢口否认。“继续审讯!”警察局长下过命令，便径直吃午餐去了。
　　餐后回来，他发现一份报告。有个理发师作证说，上午他应一名顾客的要求，刮去了那人的红胡子。他无法描述那男人的长相，可还记得他系着一条绘有地图的领带。
　　“我真蠢!”警察局长喊道。他急匆匆地走下楼梯，汽车正在大院里待命。“快去机场!”他大声命令司机。汽车风驰电掣地向前冲去，先后辗死了两条狗、两只鸽子和一只猫，擦伤了一辆有轨电车，损坏了一辆装有废纸的手推车，使成百上千个行人惊慌失措。到达机场时，远远望去，只见那架开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正从滑行道上缓缓升空。

原作者： 尔特•库什贝格 沈锡良译